月份:2020年1月

脱贫攻坚战年度任务完成取得关键进展

脱贫攻坚战年度任务完成取得关键进展

时已隆冬,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瑞雪喜雨,挥别岁末。

2019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

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足迹遍及山山水水,进村入户深入调研,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这一年,神州大地脱贫攻坚战持续高位推进,贫困人口进一步净减少1000万以上,约340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年度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

脱贫攻坚高位推进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攻坚克难之年,也是基层减负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脱贫攻坚持续高位推进。

一年来,总书记多次到地方考察扶贫,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和成效考核等情况汇报,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委员会会议等多个重要会议上反复强调脱贫攻坚,作出重要部署。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介绍,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制定《关于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基本标准和责任分工,督导推进落实。教育部、住建部、水利部、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等部门优化政策供给,制定部门工作方案。各地区各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标准,摸清底数对账销号。

以重庆市为例,4月份全市集中排查,发现建档立卡的52.6万户、185.1万贫困人口中,有27296户、79898人未实现完全保障,分别占5.23%、4.32%。从排查的情况看,“两不愁”已基本解决,“三保障”还存在薄弱环节。2019年,重庆投入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6.8亿元,围绕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四类重点对象扎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投入10.9亿元,加强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投入资助资金38.4亿元,精准落实各类学生资助政策,加强市内流动学生和市外跟踪学生资助。此外,重庆市级投入2亿元设立健康扶贫医疗基金,安排1.9亿元购买精准脱贫保险,实现贫困户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全覆盖;严格执行“先诊疗后付费”制度和“一站式”结算,贫困人口大病救治病种增加到30种,推进分级诊疗,区内就诊率达90%。

国务院扶贫办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共排查出520多万人未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目前已解决500万人。

年度任务全面完成

2019年,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先后召开“三区三州”脱贫攻坚座谈会、“三区三州”外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督导推进会,部署和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各地区各部门加大政策倾斜和支持力度,2019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量200亿元,主要用于“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国务院扶贫办会同“三区三州”6省区召开现场推进会,按季调度工作。

“三区三州”脱贫攻坚实施方案进展顺利,资金到位率超过三年计划的95%,项目完工率超过85%。“三区三州”贫困人口由2018年的172万人减少到2019年底的43万人,贫困发生率由8.2%下降到2%,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比西部地区平均水平高出3.6个百分点。

2019年,精准帮扶举措在全国各地持续落地见效。

以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为例,扶贫产业得到蓬勃发展,富硒蔬菜基地(南区)、富硒葡萄基地、百香果基地、富硒水稻基地等特色产业基地都已发展起来。村光伏电站年发电收益约5.2万元,富硒蔬菜、葡萄基地合同管理费收入约2.2万元,集体土地租赁收入约3000元,店面租金约3600元,公益林收益约6000元,公司分红收入预计约3.5万元,2019年村集体经济预计总收入约12.16万元。目前全村已脱贫101户458人。

经济日报记者从国务院扶贫办获悉,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扎实推进分类施策。贫困地区特色种养业和电商、光伏、乡村旅游等产业扶贫新模式快速发展,72.3%的脱贫户得到了产业扶贫支持。就业扶贫全年新增帮助204万贫困人口就业,累计帮助1192万贫困人口就业,加上其他途径就业的,目前在外务工的贫困人口共2373万人。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基本完成,产业就业和配套设施建设等后续帮扶措施稳步推进。生态扶贫新增选聘40万贫困人口为生态护林员,累计选聘100万贫困人口。目前享受农村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政策的贫困人口1796万人,累计有2900万贫困人口享受过农村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政策。全国有5978万贫困家庭劳动力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贫困地区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无电人口生活用电问题基本解决。

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倾心尽力投身脱贫攻坚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明年收官打下了坚实基础。

收官之战号角吹响

年终岁尾,展望新一年的扶贫工作,刘永富表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总的工作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咬定目标、坚持标准,一鼓作气、乘势而上,保持攻坚态势、强化攻坚责任,集中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要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全面排查解决存在的问题,坚持不懈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实现剩余贫困人口、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还要加强总结宣传,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确保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全面完成。

新一年,首要任务是确保如期实现整体脱贫摘帽。

记者了解到,国务院扶贫办对深度贫困地区将挂牌督战。主要对象是未摘帽县和贫困人口超过1万人或贫困发生率超过5%的县,以及未退出的贫困村中贫困人口超过1000人或贫困发生率超过10%的行政村。各省份对本辖区内的挂牌对象负总责,要统筹各类资源,采取特殊措施,加大支持力度,完成脱贫任务,每月向国务院扶贫办报告进展情况。各省份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确定挂牌督战对象。总的要求是,通过挂牌督战推动工作,不能变成给基层增加负担。要继续加快实施“三区三州”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各方面的资源继续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继续召开“三区三州”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加强工作调度,确保打赢深度贫困歼灭战。

全面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是2020年一项重要工作。刘永富表示,2020年一定要把“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全部排查出来,还有多少人辍学、多少人基本医疗未保障、多少人住危房、多少人饮水安全有问题,都要清清楚楚、认真解决。在梳理排查中,要坚持现行标准,既不能拔高标准、吊高胃口,也不能降低标准、影响质量。要统筹落实好养老、医疗、低保、救助等社会保障措施,对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特殊贫困人口,实现应保尽保,保障基本生活。

刘永富透露,2020年的工作重心将由注重脱贫向脱贫和巩固提升并重转变。而巩固9300多万人的脱贫成果,需要继续重点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扶志扶智等工作。对存在返贫风险的近200万已脱贫人口和存在致贫风险的近300万边缘人口,将进行监测预警,及时提供针对性帮扶,防止脱贫人口返贫,防止边缘人口致贫。如何防止脱贫人口返贫、防止边缘人口致贫,2020年国家层面将制定指导意见,建立健全返贫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机制。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走进2020年,这一目标即将实现,这一目标也一定能实现!(采访组成员:黄俊毅 赖永峰 吴陆牧 执笔:黄俊毅)

责编:纪爱玲

法规条例同步落地 以法治方式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法规条例同步落地 以法治方式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积极吸引和利用外商,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必须有健全的法治保障。2020年1月1日,《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同步落地实施,是我国以法治方式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完善法治保障,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将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

2020年1月1日,《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同步落地实施。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完善法治保障,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将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

对外商投资实行“非禁即入”

2019年3月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新的外商投资法取代了“外资三法”,对外商投资准入、促进、保护、管理等作出了系统的、统一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东川表示,《外商投资法》确立了我国新型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对外商投资的准入、促进、保护、管理等作出了统一规定,是我国外商投资领域新的基础性法律。

目前,《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9年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已于2019年7月30日起施行。其中,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有415项。

中央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表示,为保证公平的市场环境,政府的政策、法规、服务措施等应该做到公开透明,形成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例如,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就保证了各类市场主体清晰明确地知道哪些领域不得投资、哪些领域有所限制。

同时,《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以法律法规形式确立了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等不再实行审批、备案管理,即实行“非禁即入”。法律明确,国家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为正确适用《外商投资法》,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合法权益,最高法制定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司法解释聚焦合同争议的解决,特别是合同效力的确定问题,明确对负面清单之外领域形成的投资合同,当事人以合同未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登记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罗东川表示,通过这些制度设计,在依法维护和保障外资管理秩序的前提下,尽可能促进投资合同有效,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加强市场主体平等保护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从国家层面夯实了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基础,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条例》明确,营商环境是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这表明,优化营商环境要重点解决的是体制机制等方面的“软环境”,而不是基础设施、环保等方面的“硬环境”。

加强市场主体平等保护,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条例》确立了对内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基本规范,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此外,《条例》还明确指出要保障市场主体在市场准入、获取生产要素、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环节中的平等待遇,依法保护市场主体自主经营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吴璟桉表示,《条例》将近年来全国和地方已经普遍实行的成熟经验和有益探索作了归纳提炼,对缺乏明确法律依据的做法,通过相关制度设计提供法律法规支撑,是结合我国国情、发挥制度优势、弘扬首创精神的一项创举,向世界彰显了中国继续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决心和力度。

《条例》明确,国家持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着力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增强发展动力。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就是要让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个人无障碍地进入市场、获得资源,在各类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发展壮大。

聚焦破除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障碍,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针对难点痛点,我国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再次向全社会发出清晰信号,国家对于全面有效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利、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刘春生表示,只有政务更加公开透明,市场规则才能更加公平有效。因此,在行政审批、市场监管、政务服务的基础上,将政务公开制度化、标准化、信息化是打通服务市场主体“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手段,更是打造高质量营商环境的必要一环。

进一步规范创新监管执法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为了优化营商环境确实下定了决心、给足了力度,市场活力迸发、市场主体活跃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格局势必将加速形成。”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瑞军说,《外商投资法》建立与更高开放水平相适应的信息报告等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建立外商投资服务体系,外资领域“放管服”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利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周瑞军表示,《条例》单设了“法治保障”一章,为行政权力的有效规制进一步厘清边界。其中,权力规制方面,紧紧抓住“政策制定”这个关键问题,从上位法依据,听取市场主体、行业协会商会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等方面加以规范。

除此之外,《条例》还规定了“公平竞争审查”“合法性审核”等机制,以求最大限度确保制定的政策能够达到合法有效、互相协调、正面激励的效果。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谭敬慧说,公平公正地监管执法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至关重要。近年来,市场主体对监管缺失、执法随意、执法“一刀切”“一阵风”等问题反映强烈。

对此,《条例》进一步规范和创新监管执法,明确监管责任和监管规则: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职责,落实监管责任,明确监管对象和范围、厘清监管事权,依法对市场主体实行监管,实现监管全覆盖。

《条例》还创新监管方式,明确推行信用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包容审慎监管、“监管”等。同时,加强行政执法联动响应和协作,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防止行政执法“一刀切”。

此外,针对有些地方监管平时不闻不问,执法不力,到了清理整顿、专项整治、年终考核时就采取一些敷衍应付、简单粗暴的处理措施,要求市场主体普遍停工、停产的行为,《条例》明确规定要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开展清理整顿、专项整治等活动。(李万祥)

责编:张靖雯

15年“春风化雨”:平安浙江的大智治制

15年“春风化雨”:平安浙江的大智治制

  杭州12月31日电(柴燕菲 赵晔娇 郭其钰)在浙江,有一座象征着“平安”的鼎。夺鼎难,连续3年成为平安市、县(市、区)才能拿到平安鼎;守鼎更难,连续12年才能捧得平安金鼎。

“湖滨晴雨”民情民意工作室。下宣 供图
“湖滨晴雨”民情民意工作室。下宣 供图

  平安,是治国者的宏大理想,也是老百姓的朴素追求。2004年,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平安省份,力争民富与民安齐头并进。从“小治安”到“大平安”,平安浙江的15年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正助浙江走向社会治理现代化。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15年探索实践,浙江成为全国最安全、社会公平指数最高的省份之一,为“中国之治”贡献了平安之制度、平安之治理、平安之智慧。

浙江嘉兴全闭环智能化社会治理综合指挥服务中心。嘉兴政法 供图
浙江嘉兴全闭环智能化社会治理综合指挥服务中心。嘉兴政法 供图

  平安之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在浙江,率先从省域层面开展的平安建设探索为治理现代化擦亮了平安底色。

  时间回到2003年,彼时人均GDP达到2400美元的浙江首先感受到了“成长的烦恼”,经济高速增长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和代价不断上升,社会治安、公共安全不断出现新情况,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

  发展与稳定如何并重?富民与安民怎样共进?2004年,浙江省委作出建设平安浙江的重大决策,指出“富裕和安定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致富与治安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

  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看来,“平安浙江建设不是就平安论平安,而是把社会建设提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突出强调社会建设对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础作用。”

  创新理念下,一系列机制应运而生,回应群众对平安建设新期待。

  每个月初,一张“经济报表”,一张“平安报表”,都会摆在浙江各级党政领导的办公桌上。多年来,“一手拿经济报表,一手拿平安报表”已成为该省领导干部的工作常态。

  “我们要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平安办主任朱晨表示,统筹抓好“经济报表”和“平安报表”,就是要做到经济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平安建设就提升到哪个水平。

  由“一把手”担任平安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此前在各地也不多见,而平安浙江建设让这样的机制成为常态。各级党委均建立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坚持“一把手抓、抓一把手”。

  15年来,虽然历经党政换届、人员变动,但平安浙江建设坚持一张蓝图、一个目标,该省刑事发案、信访总量、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始终保持“零增长”。“难夺”的平安金鼎,在浙江各地已有70余座。

杭州江干警方“在线警务”。江干公安 供图
杭州江干警方“在线警务”。江干公安 供图

  平安之治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建设浙江特色基层治理体系”,是浙江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的题中之意。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50多年来浙江社会治理紧紧扭住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使平安建设的根基坚如磐石。

  一张长桌,两排椅子,杭州“湖滨晴雨”民情民意工作室就坐落在一个普通的居民区。平日里,民情观察员们围坐在长桌两旁,一起讨论“家务事”。

  老旧小区停车难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民情观察员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民情观察员张鑫泽认为,以立法来规范停车治理和小区管理,对提升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民情观察员张秋国说,“希望杭州出台相关条例来整治和规范当前机动车停车泊位无序管理的乱象。”

  社区问题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只靠政府工作人员,难免挂一漏万。当地居民郑欣说,“民情观察员从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虽然这些问题看起来小、微,但是具体、直接,给了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安全感。”

  “这种治理模式在架构设计上就是要社会参与,让社会组织、民众都能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大家共同承担责任,这样政府的负担也会减小,达成目标的可能性则会更大。”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祁凡骅评价。

  如其所说,近年来浙江在平安建设中打破基层社会治理“自上而下”的线型治理模式,健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网状治理模式,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的职能作用,充分释放微主体的大能量。

  目前浙江已结成一张覆盖全省的服务“大网”,共划分6.9万个网格,配备30余万名网格员。还有200多万群众主动加入到平安志愿者队伍中,杭州的“武林大妈”、湖州的“平安大姐”、桐乡的“乌镇管家”……他们活跃在大街小巷、网上网下,成为城市平安最稳固的基石。

  平安之智

  当社会从信息时代迈入人工智能时代,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也考验着平安建设的智慧。浙江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提出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目标。此背景下,以智能化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

  “我们必须向智能化建设要效率、要生产力。”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平安办主任朱晨明确表态,“可以说没有智能化就很难提高社会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就没有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前段时间,王女士4岁的儿子在杭州某童装市场附近走失。杭州江干公安分局接警后,运用“不见不散”寻人机制,通过视频监控和大数据分析,还原了孩子的行走轨迹,很快就在一处岗亭附近找到了孩子。

  “当时没想到孩子40多分钟就被顺利找到,现在发达的技术让我们老百姓更加放心。”王女士称赞。而“不见不散”寻人机制的核心,就是借助“互联网+”资源优势,实现信息共享最大化,从而开展的“在线找人”。

  公安机关探索人脸识别技术,从发现犯罪嫌疑人至报警平均用时只需10秒;法院利用语音识别技术,案件庭审记录实现“机器换人”,用时缩短20%以上……在浙江,政法数字化协同工程已成为政法机关“一把手”工程。今年上半年,该省政法机关通过政法一体化办案系统共办案10.47万件,跨部门协同渐成常态,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智能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昌荣指出,智能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应用,要用“痛点”发现需求、倒逼建设,用数据扫除盲区、触达管理,推动工作由被动向主动、粗放向精细转变,进一步提升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

  15年潜心耕耘,平安浙江建设从精致的“盆景”到精彩的“风景”,“平安成果”花开满园。在高质量发展时代,一个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其赋予着新的寓意。(完)

【编辑:孙静波】

乘客登机时向客机扔硬币致航班取消 被判赔偿12万

乘客登机时向客机扔硬币致航班取消 被判赔偿12万

北京青年报讯(记者李铁柱)在乘坐航班登机过程中,乘客刘强(化名)将两枚硬币扔向飞机机身方向,导致该次航班取消,因此刘强被警方行政拘留10天,随后航空公司将刘强起诉到法院,要求其赔偿12万余元。

裁判文书网日前公布了该案的一审判决书,最终法院经过审理,判决刘强赔偿航空公司12万余元。北青报记者查询发现,向飞机扔硬币的事件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多起,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扔硬币的行为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可能导致整台发动机损伤并失去动力。

北青报记者查询发现,乘机时向飞机扔硬币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多次。对于扔硬币的动机,在已经发生的多起事件中,当事人多表示是为了“祈福”。

2019年9月,某医科大学毕业正准备考研的23岁女学生王某,为了“避灾祈福”,下机时向机坪内抛下硬币。她称,表姐的小孩在飞机上拉肚子,想着老家有扔硬币可以避灾祈福的说法,并不知道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最终王某被处行政罚款200元。

2019年4月,南航南宁-曼谷航班因旅客向机下投掷硬币延误。后该旅客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这位乘客自称是第一次坐飞机,为了祈福,在舱门与廊桥连接处向机头方向投掷了6枚硬币。最终硬币全部找到,经检查后,飞机延误78分钟起飞。航空公司提醒广大乘客,封建迷信思想不要有,坐飞机要遵守航空安全法规,不要乱扔东西。

2019年4月,一位66岁的老人因迷信祈福,在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乘飞机时向发动机方向扔了6枚硬币,机组立即报警并对飞机进行查验。最终,航班延误2小时后,其余旅客改乘其他飞机出行。经过调查,机场公安分局民警最终确定旅客向飞机投了6枚硬币,硬币已全部找回。

同样是在2019年4月,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一男子听从丈母娘的吩咐向飞机引擎扔了三枚硬币祈福,该男子随后被处行政拘留10天。

北青报曾报道,一位航空工程师解释说,发动机作为飞机最核心的部件,动力来源,极其重要。发动机无法有效承受金属类坚硬物体的袭击,一旦吸入类似硬币的物质,由于气流不断进入发动机内部,硬币将首先损伤外部叶片,并且自身也被打碎成若干颗粒,继续损伤内部叶片,最终导致整台发动机损伤,可能引起发动机故障起火,最后失去动力,将会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张起淮表示,飞机发动机是涡轮的,如果有任何金属哪怕是沙子进去,在高速旋转过程中都可能会将发动机的涡轮叶片损坏、击碎,甚至造成发动机着火,油管破裂,发动机停车,严重危及航空安全。硬币对发动机的损坏更大,进入以后,会卡在很多地方,造成机械故障,如果硬币打碎成颗粒,将会导致很多不可想象的安全问题。

张起淮称,向飞机丢硬币行为是违法行为。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非法拦截或强登、扒乘机动车、船舶、航空器及其他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处警告或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此外,扔硬币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乘客也要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责编:袁如霞